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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说明:教师
姓名:丁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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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 2020
 

江西师大的“爷爷”——国立中正大学(转)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9 :0:41  阅读( 69 )| 评论( 0 )


PART











近代江西,


若论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只有三个学校。


按时间顺序,民国期间:全国三大私立中学之一的心远中学,国立中正大学,


另一个是建国后曾经享誉发展中国家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国立中正大学就是江西师大的嫡亲“爷爷”


从立校之始到民国38年(1949年),


该时期的国立中正大学,前有抗战艰辛,后有内战纷乱,在不平静的时代大背景里,正大师生的勤勉奋进,使正大成功跻身民国一流学府的行列,为全国19所国立大学之一,并被誉为民国发展最为迅猛的国立大学,诸多学科均为民国时期学界之翘楚。





先定性后定量,再用数字说话。


国立中正大学第一年招收学生400百名不到,但教授就有20名,副教授19名,学生与教师的比为十比一,且都是副教授。


据1945年初统计,中正大学在全国25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中有教授78人,排第13位;副教授45人排第三位。





虽然现在高校教授的数量已是大增,但这两个比例和排名估计江西现在哪个高校都破不了。


再看这所高校走出的人才,


“触目惊心”,后辈不敢直视。


前后在此的师生共有八个院士。


他们分别是胡先骕、蔡方荫、张肇骞、杨惟义、盛彤笙、邓从豪、黄克智、曾庆元。


其中,胡先骕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蔡方荫、张肇骞、杨惟义、盛彤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学部委员(现在称院士)。





2019年,苦盼多年后,


江西唯一的一所211南昌大学,江风益教授实现零的突破,江西最好的大学终于有了自己的专职院士,实属不易。其实在这之前,不起眼的江西农大,早在2011就出了黄路生院士。


至于南航的陆孝彭、南昌大学首任校长潘际銮这两院士,一个严格意义上是洪都的,另一个属于“外援”,情况特殊,老徐不好意思放上去。





也正是国立中正大学当年的辉煌,以致60年后,江西曾上演了一番“高校抢爷爷”的闹剧,引发省城高校的笔战。


都想把家谱修到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历史攀不上,就从院系那里深挖,


好在是近代史,不像夏商,无需考古重大发现,有些老人都还健在,说得清道得明,且有玉牒为证,江西师大传承有序,名正言顺。





211的南昌大学曾不甘示弱,先从生物系攀上了这个祖宗。后来也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合并了江西医学院,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把家谱修到1921年,今年99岁,你江西师大不是今年八十大寿吗,我南昌大学百年华诞。





说起来还是不自信,


马云办的西湖大学估计就不会往浙大身上靠,要攀亲叙旧也是杭州师范大学。





想起前些年的南昌,


老徐同姓不同宗的各处徐家人为争抢徐孺子故里而闹得沸沸扬扬,都有专家站台,都想借助祖宗的香火。


最后南昌解放前垄断灯笼制作的北沥徐家好像证据最为充分。敲锣打鼓把祖宗牌位捧回祠堂。


老徐的老家村子好像并没有凑这个热闹。


老徐祖籍尤口南塘村,如果要牵强附会,徐孺子号称南塘人嘛。当然此南塘非彼南塘,老徐还是讲道理的。


实际上有什么抢的,


人类都是七万年前从东非大草原迁徙过来的。





现在的江西师大和其它高校一样,


一个字可以概括:“大”


新校区往往一圈都是几千亩。


大的从校门到主楼要开电瓶车。大的办成了个内部封闭,可自成一体的小社会。由此孵化出了在资本市场横冲直撞的摩拜、HELLO单车、小黄车、OFFER等共享单车怪兽





曾经高校大门周边,人潮涌动,


店铺林立的繁华商业气息都已成记忆。


学校主楼两边大都庄严肃穆,


拾级而上,那气场的仪式感令人生畏。





对于瑶湖师大新校区,一直感觉门口冰冷肃静,


总担心自己东张西望,形象猥琐被保安大叔拦下,所以从未敢进去过。


但繁华热闹、门口龙蛇混杂的师大青山湖校区我倒是几十年的常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从九十年代开始,感觉师大那时就无需政府提倡,“产教融合”搞得风生水起。


大的有“老潘”亲家搞的企业,


中等的就是师大最早办的各类英语、计算机培训班、小的零星点的就是艺术、美术类的培训。


以至于对面的师大南路长期盘踞各类美术辅导班,师大及附中两侧当年成为乐器、美术器材一条街。


“爱学习”的老徐青年时代经常混迹于师大的校园,


除了去同学的单身宿舍打通宵麻将,学习也不耽搁,英语TOFEL、考研英语、计算机上岗证、甚至公关资格培训证书班都在师大学了还拿了证。


花了老徐不少的银子。


但花的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对于师大,老徐其实并无什么直接渊源。


记忆中老徐的那个外公天天宅在家中看书,好像并没有什么迎来送往的朋友,唯独师大的熊启藩是外公家中经常听到的名字。





当年为了老徐能上心仪的重点高中,


熊启藩和外公,两个从六十年代起就执掌江西省物理学会的元老放下面子,夏日的星空下,爬楼梯去中学校长家里为我“说请”,至今想起还让我感到内疚(读书不好,愧对先人)。当年江西大多数物理老师都是出自熊启藩教授的门下。


   


 






PART








 





师大的“爷爷”,


1940年创办的国立中正大学,


一波N折,开办过程实在艰辛,


说出来老俵都是泪。





抗战之前,江西的高等教育形势已是十分严峻。国民政府教育部当时关注江西中等教育的建设,一直不考虑江西建综合性大学。江西高等教育呈衰退状况,连北洋时期也已不如。江西各界对江西能有一所自己的综合性大学期盼已久。





抗战后,省政府搬迁至吉安泰和,


对于江西当时还是战区,反对江西建大学的意见更大,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都不支持。许多人也认为既然叫中正大学就应该办在重庆,委员长不能偏心江西等等。





创办中正大学,史称“赣政十年”的熊式辉可谓锲而不舍,功不可没。


正如熊在在中正大学开学的致辞说过:“本大学经过7年的酝酿,15个月的筹备,29个月的会议讨论,才开办成功”。









其实中正大学最初是想创办在庐山。


1934年夏,


蒋介石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培训班。


时任江西省主席的安义人熊式辉陪同蒋在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附近散步,蒋见此地清雅幽静,认定“此处最宜讲学,大学设于此处乃佳”。





作为江西民国史上一位有较大作为的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本就虑于“江西苦无大学以为全省学校之表率”,蒋的想法一闪现,熊式辉顺势便向蒋提出“建议由江西创办一理想大学,首先实验政教合一之理想”。当即得到蒋介石认可。





虽由于历史原因,国立中正大学直到1940年才在江西泰和杏岭办成,但是中正大学的校史都将此定为该校创办的缘起。


一直以来,白鹿也是江西师大的吉祥物。许多场所和活动都以白鹿冠名。





庐山办学没办成,


但庐山脚下的植物园后来却安葬了国学泰斗陈寅恪、国立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胡先骕。





江西师大的生日10月31日也是蒋介石的生日。虽然后世校史刻意弱化了“中正”二字其实所代表的与蒋的渊源。


当年与熊一起在庐山脚下散步,“家天下”的老蒋“披风一抖”,随手就开了张100万元的支票支持熊式辉江西办学。对于蒋的这个花钱随意性特点,他掌管国民政府财务的小舅子宋子文经常与蒋拍桌子:“姐夫侬遵守下财务制度好哇,熊主席发票都没给你,百万巨款就转出去,弄得阿拉天天挂账”。但蒋屡教不改,后来又再次拨款一百万,支持创办中正大学。





客观评价,蒋对江西创办大学的确给力,对南昌也是另眼相看,民国时期,两度把行营放在南昌,使得外界都把南昌称作中国第二首都。并在南昌倡导发起民国著名的“新生活运动”。这类似后世大家耳熟能详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熊式辉“也见得了钱”,


在创办中正大学之前,这些巨款都存在银行,在江西省财政穷的只剩下南昌佑民寺“三万六千斤铜”的窘境下,为了江西办大学,也从未动过挪为他用的念想。给熊主席点赞,“姐为你留灯”。


 


“我主政江西时,许多事都想干,但因为客观原因无奈放下,只有对中正大学的创办,历经7年从未放弃过努力。期间不断利用各种机会与重庆委员长身边的军政要人讲解诉求,同时还经常相邀赣籍的外地学者共同呼吁此事。应该说是与江西人民上下一心、不畏艰难,苦心擘划,积极筹备,才终成其事”。





这是熊与我在南昌阳明路他的旧公馆“跨时空对话时”亲口对老徐讲的,可信度极高。






 


中正大学的起点也极高。


看看熊式辉都请了些什么人啊!


赣籍学者胡先骕博士被任命为首届校长。


胡先骕是中国植物学会会长,后来的民国首批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一,毛主席称他为中国植物界的老祖宗。


中正大学初创的教授大多来自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且多为国内知名之士,在学术上都有相当造诣。


 


如文法学院的萧公权、唐庆增、萧蓬、陈鹤琴、童润之、雷洁琼、邱椿、姜琦、严楚江、王易等;


工学院的蔡方荫、张闻骏、吴诗铭、袁行健、俞调梅、王修案等,


农学院的周拾禄、张明善、马大浦、鲁昭涛、何琦、黄野萝等 。


研究部的冯言安、叶青、姚名达等。


 


这些人选都是熊式辉与筹委会经过几个月的商量与挑选反复商决的。


预聘教授、礼待学者也是熊式辉当时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


熊式辉曾对候选的校长说过:


大学校长的地位事实上是与我省主席平行的”。


熊一向尊重教授,这是他的真心。


 


因此,校长胡先啸对预聘的教授极为满意,


认为“本校所聘教授,皆硕学宏才、一时知名之士”。胡先骕到任后,又陆续聘请了大批知名学者、教授加入中正大学。


为此他还雄心勃勃,


决心要把中正大学(都是中字头)。办成与中央大学、中山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





老徐随手翻阅下当时中正大学的院系领导和教授的简历,“光鲜刺眼”。不光第一学历牛,留洋常春藤的海龟也比比皆是,蔚为壮观。放在当下,简直各个都是“长江学者”。


迄今“土生土长,近亲繁殖”严重的江西高校再也组织不起这等豪华阵容。





蔡方荫(工学院院长兼土木系主任)


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参与筹建中正大学随即任中正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土木系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混凝土的简化字“砼”就是出自他的开创。





萧蘧(后为第二任校长)


清华毕业留学美国。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云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教授。





马博厂(文法学院院长)


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


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原任金陵大学教授、历史系兼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县政和社会学研究。





罗廷光(教务长)


东南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先后任中央大学教授、教育社会学系主任、湖北教育学院院长。1934年秋赴英国研习。并在欧洲大陆考察。抗战爆发后任西南联大教授。





何棣先(总务长)


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先后留学比利时鲁汝大学和法国里尔大学。 回国后曾任中学教员、金陵大学研究员、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授,1940年任中正大学教授兼总务长。





姚名达


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史理学创始人。抗日战争期间任江西中正大学教授,组织师生战地服务团,亲赴前线,1942年在新干县与日寇搏斗中英勇牺牲。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个勇赴国难、壮烈殉国的教授。他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法教授。





周拾禄


东南大学农科毕业。后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1933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他开创水稻地方品种鉴定,为我国水稻品种改良打下了基础。是民国的袁隆平。





黄野萝


中国森林土壤研究和红壤利用改良的先驱。1924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深得胡先骕教授赏识。曾留学日本,德国明兴大学森林土壤学博士学位。他的一生非常传奇,1920年他与同班同学袁玉冰、黄道、徐先兆(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后江西师范学院教授,也是师大老校长傅修延的父亲)等发起组织“改造社”,他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


 


对于中正大学的校园建设,


熊式辉也体现了其军人执政的魄力和雷厉风行。


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抗战背景下,学校校舍建设进度并不缓慢,甚至可称“迅速有效”,却仍不能让熊式辉满意。





1940年,7月25日,他召见黄坚,听说工程不能如期完成,“乃决惩办各经办人员”。8月29日,他赴杏村巡视大学工程,“见所差甚远,颇为焦怀”,严告加紧施工,至9月19日“必须全部完成”。


这既反映出他的作风严厉,也可见其对中正大学校园工程的看重。









当年中正大学“杏岭大学区”,校园固然简陋,


但据从重庆来的校长胡先骕所言:“本校现有校舍,比之于历史悠久与过去有宏伟校舍之中央大学与西南联大之临时校舍,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很感谢主事的熊主席和省建设厅。



 









PART








 





大道至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城市所在的区域与竞争力也决定了国家教育资源以及人才的分布。


对于中正大学曾经的辉煌,


江西人可以感到自豪,但其实它的光芒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几大因素短暂叠加,扭曲了江西教育的时空,催生出了国立中正大学。





在江西泰和,一所远离政治中枢和中心城市的新办大学,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延请到较多的知名教授和专门人才,异军突起,绝非易事。


这除了熊式辉的求才若渴、礼贤敬士精神,以及胡先骕校长的影响与号召力。





客观分析,还应该与抗战时大片国土沦陷、高校内迁的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江西在抗战格局中地位极为重要,


为大西南的前方,东南沿海的后方。整个抗战中后期,东南半壁河山与西南大后方的沟通,几乎全部依赖江西南半部的公路来完成。泰和正处于赣中南部的交通枢纽上,借助地利之便,中正大学成为战时流亡教师的中转站,不少赣籍及省外学者前来任教。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就有诸多角色在吉安中转的描写。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


就连梁思成、林徽因这些民国大咖流落到四川李庄也是过得极其清苦的生活,当年一些大学教授甚至都找不到中学教员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立中正大学暂时迁往南昌望城岗(陆军学院的位置)。


此时民国抗战前半数以上大学集中于沿海三五城市的教育格局渐次恢复,当年“南渡”的知识界纷纷“北归”。中正大学为此也颇受影响。许多教员纷纷复员或转投沿海各高校。


据资料统计,1946—1947学年度,


离校教职员多达110人次,其中包括教授32人,兼任教授25人。


战后复员的国立中正大学,在短暂的胜利欢歌后,因师资流失、经费不足、设备遗失、在物质生活艰苦中,处在一场危机的前夜。


 


1947年2月,


师生对现状普遍不满及苦闷的情绪爆发了。


是月中旬,一则蔡方荫教授辞职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蔡是中正大学创始人之一,时任土木系主任,兼行赣总分署工业技正室主任,治学严谨,德学兼备,深受学生爱戴。当时校内四学院院长人选迄未聘定,十六学系主任仅五人,教授亦不齐全。在这种情形下,蔡辞职的消息引起群情惶恐。随后各院系学生正式成立“国立中正大学各系级联合护校运动大会” 。当晚11时,有学生二三百人,旋呼“萧蘧滚蛋””、“明天罢课”等口号,游行至萧校长住宅处。萧出宅制止并训话,突然有一学生向其投掷砖块,击中其头部,当场溅血。半小时后,复有学生约百人,再次游行至萧宅,由门窗向内乱投砖石..........





蔡教授辞职只是本次学潮的导火索,


学生的苦闷如此急速、激烈地井喷,根源在于对学校现状的长期不满、失望,并无什么过错的萧校长很不幸地成为替罪羊。





学潮态势进一步恶化,中正大学作为为民国江西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是江西地方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宝贝疙瘩”。


为防止事态走向极端,正视学生的要求,上至国府,下至江西各界大佬纷纷出面。


台上的党政大员如省主席王陵基、


在野的民国江西“八老”中的彭程万、欧阳武、伍毓瑞、王明选等,为了中正大学能够正常办学,多次商讨策略,历经多次反复,最终平息了事态。


 


翻阅史料,老徐偶然发现,


当年处理中正大学学潮,


打头阵的竟是老徐外公的亲叔叔程其保,


因为当时他与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关系密切,处理“学潮”又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南昌本地人,教育部于是委派他来处理学潮事宜。





又看到史界没有套用意识形态的固定框式去写,对程其保处理此事的态度和方式颇为肯定,不禁一番“嘚瑟”。否者要是抨击了我家先祖,虽不可能掌握大量史实去辩驳,却也会记仇,“这什么专家,净瞎说,看被你抖落的”!


都有普通大众的狭隘心理,不能免俗。


近代史难写啊!





后来也正是程其保,


在解放前夕的南京,与外公的父亲,他们两兄弟聊了两天两夜,终于说服外公的父亲去台湾,可外公听说后,迅速从上海教书的大学赶回家,断然阻止住这“直接导致老徐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惨剧”。那时候的外公像很多“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一样,都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失望透顶,且还是我党外围的积极分子,坚决要留下。





外公从来没听他讲过这些,倒是晚年的外婆时常向我絮叨此事,感觉没去台湾“吃了亏”。


外婆因为解放前在上海的中学“要求进步”参加了“三青团”,文革初期被上海的革命小将外调时揭发出来,为此与原江西工业大学校长高陵、副书记伍乃茵三人关在同一个牛棚(都是女的)成为“牢友”。


两个延安抗大的老革命与老徐外婆这个国民党为此结下了特殊的情谊。


 









PART








 





解放后,1949年9月,


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直属中南教育部。


1950年10月去“国立”二字,直称“南昌大学”。


1952年,以老“南昌大学”农学院为基础,


单独组建了江西农学院(现江西农业大学),


继承了国立中正大学的农学院并延续至今,为原国立中正大学的分支;





1953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


原南昌大学部分学科、专业调整至中南区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工学院等14所高校,与此同时,保留了中文、历史、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和艺术科的部分专业及老师,学校改为江西师范学院(现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学院继承了“南昌大学”全部校舍场地(现青山湖校区及周边),大部分图书资料,一部分仪器设备。








1962年,江西师范学院生物系又被调至江西大学,这个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一手创办的院系也成为了日后南昌大学攀亲戚的缘起。


 


五十年代那次全国高等院校的调整,不仅使原来的国立中正大学元气大伤,也使得江西的高等教育由此彻底“伤筋动骨”。相较而言,抗战结束后国立中正大学的部分教授“复员北归”只能说是“伤风感冒”。





当年的省长邵式平同志对此颇有意见,


但他也清楚知道这是全国一盘棋,专业型的工科大学是当时国家发展的重点。


其实不光江西,全国许多地方高校都分拆的很严重,尤其是综合性大学。





热心教育的邵式平转而在1958年倾力推动和创办了享誉全国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当时的省委领导杨尚奎、白栋材


则分别兼任同年创办的“江西大学”与“江西工学院”的首任校、院长。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虽然伤筋动骨,但老南昌大学实际上也就是国立中正大学也给师大留下了一批日后在江西影响极其深远的正教授。以致在很长一段时期,师大正教授的数量和学术实力在江西绝对一流。尤其在文史方面。后来这批老教授也有一些相继调入原江西大学,开宗立派。





理学院院长郭庆棻:


中国著名的化学家,当时就是二级教授(一级教授为学部委员)后来做过院长,以致师大的化学系一直很强。





副教务长谷霁光:


吴晗的清华历史系同学,后来调入江西大学当校长,曾是江西史学界的泰斗。





校务委员吴士栋:


清华预科,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其三十年代出版的《伦理学》、《论理学》两部著作是高教部的部定教材。





文史系主任欧阳琛:


清华、西南联大的学历背景,明史大家。


现在师大上过央视“百家讲坛”的方志远教授就是他的学生。





数学系主任彭先荫:


解放前曾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员,江西数学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





艺术科主任刘天浪:


曾是江西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开创了江西师大的音乐系和美术系,创作了影响江西几代人的著名歌曲《江西是个好地方》。





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胡正谒:


北大法律系毕业,中国刑法学界泰斗蔡枢衡的得意门生。后来也调去江西大学,是江大法律系的创始人。他也是著名作家胡平的父亲。





中文系主任胡守仁:


民国国学大师黄侃的弟子,


我省古文学、古诗词的一代宗师。





动物系主任邓宗觉:


江西唯一的终身教授,江西生物学界泰斗,后来转入江西大学,创办了江西大学生物系。他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时,还曾是后来担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的学生。


 


1993年,


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改为“南昌大学”。


江西人第一反应都觉得怎么这名字越改越降格。


师大尤其不爽:“你们两个学校各怀鬼胎,斗心眼,摆不平校名,就抢注我“家父名号”。





当时江西工业大学无论从整体学科建设到学校经济实力都强于江西大学,合并后如果叫江西大学,江工肯定不答应。凭什么让外人觉得江大并掉了江工。后来据说南京大学又有意见,说抢了它们的简称。





旧事重提,唏嘘不已。不争了,洗洗睡去。


说不争又想争的是作为人民解放军诞生地的南昌,本来国防科技大学的落户应该比长沙更为名正言顺。





 


国立中正大学曾经的辉煌已成为历史,


往事只能回忆。


还是那句老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实力也决定了区域人才的流动。


都可算算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那些考上了名校的小孩,毕业后又有几个回来了呢?





“还要什么自行车”?


忽然耳边想起赵本山小品中的台词。


假使老徐是江西高校的老师,


北上广深985的高校来个OFFER,


是啊,“还要什么自行车”?


赶快收拾行李,给小孩转户口!





江西高等教育任重而道远,水到而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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