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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说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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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1 2020
 

李富春和蔡畅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15 :45:51  阅读( 50 )| 评论( 0 )

2020年5月22日和5月14日,是李富春、蔡畅诞辰120周年。这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著名的革命夫妻,以他们为民族振兴、祖国富强做出的卓越贡献,以他们光明磊落、高风亮节的崇高情操,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我们之所以总把李富春、蔡畅作为一个整体,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夫妻,而是我们发现,这两位同年同月出生的湖南同乡,在同去法国勤工俭学从而相识相知相恋后,又创造了同是莫斯科东方大学大学生,同年出国,同年回国,同是北伐军人,同在中共广东省委、中共江西省委、中共陕甘省委、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领导职务,同在白区、苏区工作过,同是红一方面军长征英雄,同是中共六至十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同是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等多得惊人的“同”的纪录,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并驾齐驱,算得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同革命理想,升华了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的爱情,助力了他们的革命事业。这样一对密不可分、相互成就的革命夫妻,我们完全有理由用一个整体这样的方式来记录、来缅怀他们。


5年,相恋后找到了共同的信仰


1900年5月,在湖南的湘乡县(今双峰县)和长沙县,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相继来到了人世。他们就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一对模范夫妻的中国妇女运动杰出领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畅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基人之一、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


蔡畅原名蔡咸熙,蔡畅是她1915年进入长沙周南女校读书时自己改的名字。身边亲近的人更喜欢叫她的乳名“毛妹子”,比如大她6岁的三哥蔡和森以及三哥的挚友毛泽东。蔡畅“颇强固”、不怕苦的性格,造就了她颇有意思的学习之路,不管在家乡还是长沙,她都是读书一年后就当了老师。13岁,蔡畅进入初小班学习,14岁回到母亲葛健豪创办的学校学习的同时,她就当上了音乐、体育课的老师;1915年春蔡畅为反抗父亲包办买卖婚姻,离家到长沙考入周南女校体音专修科学习,第二年春毕业后她就留校担任了体育教员。她在周南女校任教4年,教学卓有成效,她带领的排球、篮球队在长沙体育比赛中有“泰安球王”之称。1918年11月23日、28日的湖南《大公报》在报道周南女校运动会时称赞道:该校“体操教员蔡女士教授得法。对于体育一项颇有研究”“她精神愉快,深得儿童心理……鼓掌之声,上彻云霄”。


与蔡畅跌宕起伏的求学经历相比,出生于教师家庭的李富春显然顺利得多。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6岁入学的李富春,1916年从长沙修业高等小学校毕业后,考入长沙负有盛名的长郡中学。他是公认的优秀生,课程成绩优秀,还曾是学校足球队的主力队员,堪称学体双优。他对民族英雄特别景仰,常给同学们讲他们的故事。


蔡畅在长沙的5年时间,耳濡目染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想,见证了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成立,成为湖南女界最先觉悟者之一。基于自身经历,蔡畅向往着将来能为振兴中华和妇女解放做一番事业。李富春则在新民学会成立前,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开始频繁接触,非常认同他们“青年学生要担当起改造湖南、改造中国的责任”的思想。所以1918年6月新民学会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刚刚从长郡中学毕业的李富春立即报名参加。


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等离沪赴法,12月7日抵达法国马赛。12月25日,蔡畅与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好友向警予等出发赴法。54岁的葛健豪随儿女远渡重洋,追寻真理,成为一段佳话。1920年1月30日,蔡畅等抵达法国马赛。


1920年冬,李富春从法国西北部的工厂搬到南部的蒙达尔纪做工、求学,与在蒙达尔纪女子公学学习的蔡畅见面了。这个时候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导师——蔡和森。在蔡和森的帮助和影响下,两人都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开始向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变。当然,坐拥地利人和的蔡畅,比李富春转变得更早一些,上半年加入新民学会分会的她,7月在学会的蒙达尔纪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赞同蔡和森走俄国式革命道路的主张。李维汉对她和向警予的发言极其佩服,曾致信毛泽东说:“学会中诸女友,都比我们强,我极喜。”而善于观察和思考的李富春,写出《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寄回国内后,于1920年12月5日、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当时他尚未完全摆脱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影响。直到12月底召开的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上,他才表态赞同蔡和森的主张。到1921年时,李富春已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2年6月,李富春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后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旅欧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蔡畅加入旅欧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


确定共同的信仰后,接下来确定的就是他们的婚事。1923年3月,相恋了两年的李富春和蔡畅,在法国巴黎结为伉俪,证婚人邓小平。对于结婚情节,李富春记忆深刻,他后来对他的侄儿侄女说:“我们3个人喝了一点酒就完成了婚礼,那可是革命化的哟!小平同志还是我们的证婚人哩!”在法国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日子里,李富春、蔡畅一家与周恩来、邓小平等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直至终身。


为选送干部回国参加革命,先后担任过旅欧团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的李富春,和担负了旅欧团宣传工作的蔡畅,于1925年1月离开法国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打下了较为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6月底,两人接到回国的通知,7月启程回国,投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


24年,革命中建立了不朽功业


1925年8月,才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跟亲人蔡和森和向警予重逢的李富春、蔡畅,又要匆匆离别,奔赴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惊喜的是,他们到达广州当天,正好赶上周恩来和邓颖超简朴的结婚仪式,蔡畅用法语演唱了《马赛曲》为他们祝福。


李富春回国后,根据组织安排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是从湘军中分化出来的一支部队,是谭延闿拉起来的,旧军阀习气严重。为了做好政治工作,李富春一方面严格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一切重大的军事、政治任务都要通过党部;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工作方法。为了得到谭延闿的支持,消除一些军官的抵触情绪,李富春经常向谭汇报情况,请他讲话、作指示。谭延闿很赏识年轻有才华的李富春,在李富春回长沙为父亲50岁生日祝寿时,还特地为李父送了一副对联:“有子才如天上鹤,知君身是后凋松。”


1925年8月,蔡畅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邓颖超一道协助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领导妇女运动。蔡畅提出妇女解放运动要同国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相结合的方针,领导妇女积极参加支援省港大罢工,支援北伐战争,推动了两广地区以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1926年后她在江西、湖北任省委妇女部长时,大力选拔培养妇女革命干部,领导建立了两省妇女解放协会。


最为难得的是,在中共历史上几次正确与错误路线斗争的重大关头,蔡畅都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表现出了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坚定原则性和敏锐的洞察力。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李富春与蔡畅共同走上了漫漫征程。李富春临危受命,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之职。长征路上,红军政治机关广泛进行文告宣传,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等。李富春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出色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长征途中,李富春参加了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在遵义会议上,他严厉批判“左”倾军事错误,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俄界会议上,他严斥张国焘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支持党中央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


蔡畅是长征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但她为了鼓舞大家,经常给大家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唱《马赛曲》。康克清后来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蔡畅身材纤瘦,组织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了伤病员,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军事与泥巴》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样写道:“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么,这个圣徒便是她(蔡畅)。”


抗日战争时期,李富春和蔡畅都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李富春在负责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和组织生产运动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1941年6月,蔡畅任中央妇委书记后,起草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推动妇女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里程。


1947年,李富春、蔡畅又先后赶赴东北工作。李富春曾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先后主持以及协助陈云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提出了“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方针。他高度重视城市接管工作,提出了把保护城市、防止破坏、保护工商业、恢复生产放在首位的正确方针。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1949年1月底他派出叶季壮、李逸民等4人到鞍钢恢复钢铁生产,4月25日鞍钢第一炼钢厂2号平炉炼出了第一炉钢水,轰动东北。在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下,东北解放区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顺利恢复发展,成为全国的榜样,对党中央制定革命胜利后全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经验。


蔡畅来到东北后,参加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她一面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局妇委会,使全东北妇女迅速组织起来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另一方面她还要参加领导土改和除奸的斗争。在此期间,作为中国共产党最先致力于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47年2月和1948年11月,她先后两次代表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出席了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登上国际妇女活动舞台,开拓了中国妇女的国际交往,被推选为国际妇联理事、执委、副主席。


26年,建设中奠基了“美好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蔡畅意气风发,投入国家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李富春在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的谈判和实施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策划和成功上,功不可没;蔡畅从国内工作到国际交往,开创了新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50年4月,李富春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委副主任),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参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一五”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1952年中央决定开始编制“一五”计划,成立了周恩来、李富春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同年8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访问和谈判。代表团赴苏的主要任务是,征询苏联政府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商谈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


李富春为制订好计划,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当时担任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的阿尔希波夫对此印象深刻,他说,李富春在领导制订经济计划时,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计算审核,以便国民经济能够稳定地、有计划地发展。他还说,1952年至1953年,李富春在苏联期间,与苏联国家计委及其他部门的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中国“一五”计划时,每一次发言、每句话都经过了反复考虑、数据可靠,而且他的意见总是富有创造性。


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于1952年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先期回国。此后的近10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广泛征询。从11月开始,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在与苏方充分交流后,李富春与代表团定下原则:“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


1952年11月至1953年3月,经过中苏双方多次认真的建设性的谈判,代表团取得了预期成果。5月15日,李富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签字。苏联答应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的项目有91个,再加上1950年的50个(《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定时所定)和1954年新增加的15个,就是后来所说的苏联援建的156项(实际施工的只有150项)重点工程。李富春此行不辱使命、功劳卓著。


由苏联援建的156个工程项目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是新中国这一时期工业建设的基础工程。李富春亲自负责这些项目的组织实施。每个项目都由他主持讨论、做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都一抓到底。在他亲自领导指挥下,实际施工的150项建设工程,除极个别项目因故未达到原定规模外,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工程效果堪称一流。


1957年是“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12月7日,李富春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宣布:“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


继“一五”计划之后,李富春又参加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他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多次提出原则性的重要意见和建议。1953年9月,他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中央采用了他的建议。1955年冬,周恩来等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他提出还要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当“大跃进”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困难时,1960年七八月间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支持,后来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后,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为实现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和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蔡畅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女工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她推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蔡畅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并致开幕词,指出“妇女解放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必须使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抗美援朝时,全国妇联发出《为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全国妇女的号召书》,1951年1月,首都各界妇女4万多人,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举行了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大会,蔡畅做重要讲话。在游行时,蔡畅和许广平、杨之华、康克清等挽臂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当蔡畅在苏联养病时,全国妇联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尽管由于身体原因缺席,她仍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二届主席。回国后,她着重抓了全国妇联的组织建设和干部调配,将那些年富力强、政治上成熟、工作有经验、德才兼备的干部逐步提拔到领导岗位。当中央决定撤销全国六大行政区时,她报经中组部同意,将各大区妇委主要负责同志调到全国妇联任职,充实加强了全国妇联的领导力量。这些干部的上任,使全国妇联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妇女干部和群众也把妇联当成了自己的娘家。全国妇联的工作进入“黄金时代”。


李富春和蔡畅经常一起参加中央的会议、听报告,回到家就交流体会,共议国家大事。在中央分工中,李富春曾联系全国妇联工作,蔡畅常在妇联同志面前戏称李富春是妇联的“女婿”,李富春也含笑默认,乐于和妇联“攀亲”。他们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常常结伴一起到各地视察,到车间、地头去调查生产情况,了解群众疾苦,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在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的同时,也协助周恩来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富春在1967年初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黑俱乐部主任”后,蔡畅始终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1973年,73岁高龄的他们在困境中迎来了金婚。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在疾病和忧患中不幸逝世。他病危时,还与蔡畅商定将多年来省吃俭用积蓄的10万元交了党费。同月,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李富春举行追悼会,周恩来抱病主持,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悼词,对李富春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予以褒扬和赞颂。


独自前行的蔡畅,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带着失去亲人的悲伤,出席了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7年8月,她出席党的十一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李富春逝世两年后,她再次向党组织交纳特别党费3万元。1978年,她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了响应党中央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1978年她辞去全国妇联主席职务,1980年她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1982年她辞去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她的这种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赢得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赞誉。


1990年9月11日,深受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溘然去逝,享年90岁。中央最后决定,尊重她生前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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