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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厅官蒋新祺: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


   作者:蓝忠诚 发表时间-18 :57:49  阅读( 18 )| 评论( 0 )

褚氏朝新https://mp.weixin.qq.com/s/4F8IRRPYcwxGtgHNsmNa5Q

本文作者蒋新祺,1954年生,湖南长沙人,原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他在任职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及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期间,因工作关系,先后5次代表长沙市委、市政府在春节前夕到北京看望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华国锋,并与其就诸多问题进行了长谈。现将历次谈话整理记述如下,以为纪念。

文/蒋新祺

皇城根是老北京内城之外城墙下的部分地方,清朝时,一般为亲王大臣和商贾富户的居住地。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国家部委在此办公,也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于此。

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20世纪60年代整顿地名时,将“西皇城根”改为“西黄城根”),是一个显赫之处,它曾是清代礼王府。到1980年,这里的新主人成了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1921—2008,从1949年到1971年,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设)。

1997年1月13日下午,我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踏着残雪,沐浴着冬日暖阳,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在一栋老式的平房外,东南角有一个硕大的葡萄架。虽已隆冬,葡萄树只剩下光棍枝条,但从肥大的枝条可以看出,主人将这架葡萄管理得很好。同来的副局长告诉我,这就是华国锋主席的住所。

我们在出来迎候的曹秘书的引导下,从东边的走廊走进了华国锋同志的客厅。这是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厅,最为显眼的是,北边的门框之上挂着一幅毛泽东主席伏案工作的照片,6张米黄色布沙发成半圆形摆在客厅的南边,客人和主人坐下后,都是面朝毛泽东主席像。

华老早已坐在客厅,见我们进来,立刻起身迎接。我仔细一看,华老仍像电视里见到的一样:高大、慈祥,有长者风度,只是头上添了不少白发。

我紧紧握住华老的手,连声说道:“华主席您好!”并做了自我介绍。

华老连忙谦虚但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华主席了,那是过去的事了。”

我说:“在我们这一辈人中,您永远是华主席,叫习惯了,不知怎么改口。”

华老说:“就叫我华老好了。”

说话间,华老招呼我在他的右边沙发坐。我向华老说明来意,主要是看望他,祝他身体健康。


可能因为我是其长期工作的地方来的客人,华老显得很高兴。一谈到身体,华老用手指指胸口说:“身体还可以,只是这里出了点小毛病。前不久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用的是德国产品,花了4万多元。”他把双手一摊:“你看,我又没做什么事,花国家这么多钱,我感到不安。”

我连忙说:“您为党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用这点钱是应该的。”

华老接着说:“唉,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要用钱的地方多啦。这也是党中央看得起我,关心我。”话语间流露出一种欣慰。

一边说话,华老一边招呼我们喝茶。他自己从茶几上拿起一个大缸就喝。这是一个老式搪瓷把缸,茶缸上用磁漆补了许多点,至少有十几处。上面还用红漆写着:“1964年湘潭地区民兵比武纪念”。算来这个茶缸已有33年历史了,这是我所看到用得最久的茶缸。

我指着茶缸对华老说:“华老,你这个茶缸太旧了,又烂了那么多地方,应该换一个了。”

华老用手轻敲着茶缸说:“这是一个好东西,用惯了,不想换。烂了不要紧,用毛笔蘸点漆补一下就好了。”然后,他用手指着曹秘书,“他和你一样,多次要我换。我就是舍不得丢。”

曹秘书走过来为华老添茶水,并为其整理衣领。这时我才注意到,曹秘书虽不到50岁,但已满头白发,一脸沧桑。他自1970年在湖南跟随华老,至今已达27年,实在令人钦佩。

转眼间,已过5时,我们已待了近1个小时。我只得起身告辞,结束了第一次拜访。

1998年1月8日下午,我又一次来到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当我走进华老的客厅,华老热情地欢迎我。他握住我的手,用少有的诙谐对我说:“去年见了,算是老朋友了。欢迎。”

一回生,二回熟。我胆子也大了些,除了与华老聊身体、天气外,我还向华老提了一个敏感问题。

“华老,您为党和国家作了很大贡献,威望又高,现在仍是中央委员,中央的会议是否通知您参加呢?”

但华老并无不悦。他微笑着回答我:“通知。每次开会前,中办都会把会议通知送给我。”华老停了片刻又说,“但每次都会补上一句话,您身体不好,可以请假。”

接着他又说,“我年纪大了,身体一般,平时在家就是看看书,练练字。天气好在院内走走,弄一弄葡萄架。因此中央的会议我就参加得少了。”

说到这里,他略有所思。“党中央和总书记很关心我,要我到全国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去了湖南,到了张家界,风景真是好。它那个山与我们山西的不同,特别奇特。在路边休息时,我与一些农民聊天,谈得很高兴。他们还认得我。”

华老继续说:“我还到了北方几个省,到了城市,看了工厂。感到城市建设都很好,很气派。”

华老喝了口茶,接着对我说,“不过,工厂问题比较多,特别是下岗职工,他们很困难。有的一家几代在一个厂工作,工厂不行了,他们拿不到工资,生活没着落,很困难呢。这些工厂、职工,从前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

“长沙有下岗职工吗?”华老侧过头来问我。

“有啊。”

“有上访的吗?”

“有到市委、市政府上访的。我们正在采取措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那好。”华老显得很高兴。

“你读过郑板桥一首咏竹的诗吗?”

我猜华老是指郑板桥的《墨竹图题诗》。赶紧回答:“读过,还背得下来。”随即我就轻轻背诵起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华老点点头,显得很满意。他既像叮嘱又像自语:“是啊,我们要关心老百姓疾苦。下岗工人过去吃过苦,我们一定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时间过得快,已近5时,告辞后,我走出门外,虽然天气仍很冷,但内心却为华老关心下岗职工的情怀所感染,浑身暖洋洋的。

2000年1月9日下午,我第三次来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

华老身体一如以前,背不驼、腰不弯,讲起话显得有中气。大概是熟悉的原因,华老比前两次更为健谈,主动找话和我讲。


“长沙是个好地方,物产丰富。就是夏天热得不行。”华老一边笑一边用手比画,“那时没有空调,家里也没有电扇,只好摇蒲扇,有点作用,但不大。有时热急了,我就打一桶凉水,把一双脚放在桶里。嘿,这个办法还管用,能够降点温。”

“你是长沙哪里人?”

“我是长沙县人,老家靠近浏阳。”

一听浏阳,华老来了精神。“浏阳是个好地方,产豆豉、鞭炮,过去属湘潭地区管。‘四清’时我曾在浏阳办过点,对那里很熟悉。”

“你知道那里还产一样好东西吗?”

我一时搞不清具体指什么,只好摇摇头。

“夏布,做蚊帐的夏布。”

说到夏布,我还是知道的,小时候不仅做过,还穿过夏布衣。

“我在浏阳办点时,经常看到一些妇女在河边、塘边的草地上晒一种东西。”华老说着,把右手摊开,手心向上,小手臂平着挥出去又收回来。“她们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这样给这些东西泼水。我感到很奇怪,又要把东西晒干,又要用水泼湿。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浏阳的一种特产——夏布。晒太阳与泼水是做夏布的两道工序,主要是要把原料苎麻纱漂白,然后再用它来做衣服,做蚊帐。”

“当地人讲,夏布做蚊帐又防蚊子又凉快。于是我也花6块钱买了一床夏布帐子,回家一用,真是好。蚊子进不来,风可以吹进来,真舒服。”

华老越讲越起劲。“这宝

贝我们舍不得丢,一直留着。”

“老韩,”华老指着他的夫人韩芝俊说,“打开那口木箱,把那床夏布帐子拿出来给客人看看。”

我一听,连忙摆手:“不用了,不用了。”我怕韩大姐年纪大了,开箱寻物太费劲。

但华老仍然坚持。不一会儿,韩大姐从里屋抱出一床蚊帐。我一看,正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那种夏布蚊帐。这床蚊帐虽然已有30多年,但保存很好,没有破损。只是颜色有些发黄。对此我感叹不已,华老夫妇位高权重至此仍不忘初心,不忘本色,惜物如金,廉洁节俭如此,不禁使我肃然起敬。

看完蚊帐,华老兴致不减。“苎麻是个好东西,是浏阳也是湖南的特产,可以大力发展。听说益阳办了一个苎麻加工企业,解决了苎麻加工中一些技术难题,比如做内衣穿了痒的问题。这可以大发展,也是农民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不知不觉又到了5时,天已渐暗,我只好打断华老兴致,起身告辞。

2001年1月11日上午,我第四次来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来的一路上,我就琢磨,与华老聊了这么多次,还没涉及我最感兴趣的事——粉碎“四人帮”。这次一定要提出来。

一开始我试着说:“华老,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

“你当时在做什么?”华老关切地问。

“在读大学。当时我们听到粉碎‘四人帮’,高兴得跳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举着您的像游行。”

“现在不兴了,那样不好。”华老可能是指举着像游行的事。

我继续说:“当年10月,省委宣传部组织人员写作您在湖南工作的事迹,我被派往湘阴待了三个月,《华政委看望小乡长》的文章就是我写的。”

“啊,还去过湘阴搞调查。”华老来劲了。“那是我南下第一个工作的地方。湘阴水多、鱼多,渔霸也不少。我记得1950年端午节前,有几个渔霸策划在划龙舟时闹事。当时情况很紧急,1000多人聚在湖面上准备打架,如不及时制止,会要死人的。我带着警卫员赶到湖边,跳上一只大船,对天放了几枪,把他们镇住了。”华老用手做了个向天放枪的动作,“后来,把几个渔霸抓起来了。”

我连忙说:“您真是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所以在25年前那么危难之时,能够一举粉碎‘四人帮’。”我再一次引入这个话题。

“粉碎‘四人帮’,比镇压渔霸难多了。毛主席逝世后,情况很复杂,局势也不稳。不流一滴血把那几个人抓起真不容易。”

“不过,现在的文件写的与社会上传的,有的真实有的不真实。”

我一听有点吃惊,文件还有不真实的。

“比如,有的文件中说:‘根据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个提法与事实不符。”

华老没有看出我的惊愕,继续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根据我的提议。”华老用手指了指自己,“得到了叶帅、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才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华老把身子微微转向我。“只有我的提议,才是符合宪法、符合党章的。因为我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他任何人的提议都是不适合的。那有政变之嫌。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我提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合理合法的。现在文件中的提法不符合事实,于党不利,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

我还从未见过华老的态度如此坚决,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上”华老十分看重,也十分坚决,他重复了三四次。

谈兴正浓之时,时间刚到10时50分,曹秘书进来报告,有重要客人来访。我只得起身,怀着遗憾的心情走出客厅。

2005年1月12日上午,我第五次走进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拜见华老。

因工作调动,我已3年整没有去看望华老了。此前不久,曹秘书托长沙市委办公厅的同志捎话:华老几次叨念,长沙市委秘书长几年没有来了。因此我趁来北京开会的机会,专程拜望华老。

一进客厅,我像以往一样,坐在华老右边的沙发上。寒暄几句后,我单刀直入地向华老提问。

“华老,您上次讲了粉碎‘四人帮’的一些事,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详情。”我停下来,望着华老,见他略微点了下头。

“华老,您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抓‘四人帮’的。”

我话一出口,感到冒失了点。华老没作声,好像思考什么,足有两分钟没开口。我暗想,坏了,不该提这么敏感的问题。

突然,华老的右手在我左大腿上一拍,大声说道:“9月10号!早上8点。”

我又一次吃惊了,10号早上8点,离毛主席逝世才32个小时。

然后,华老详细地讲述了下决心的过程。

“9日零时,毛主席逝世,我们都忙了一通晚,白天也没有休息。9日晚上8时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主席的后事安排。我作为会议主持人刚讲完会议研究的主题后,江青就抢着发言。她无理地要求改变会议的议题,要政治局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二是毛主席的所有遗物交由她江青保管,三是毛远新继续留在北京。这三条既不合理,也与当前急需要处理的事不一致,大家都知道江青难缠,谁也不作声。江青一看无人讲话,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她奔赴延安,与毛主席结婚,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讲到‘文化大革命’。表面是怀念毛主席,实际是吹嘘自己。大约到了晚上12点,张春桥插了一下话,大意是这次会议是研究毛主席的后事,其他的事以后再讨论。江青看了一下张春桥,没有理会,继续发言,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作声。我也懒得听,闭上双眼静静养神。大约天快亮了,江青也讲累了,不说话了。我睁开眼睛问了一句,江青同志,你说完了吗?江青回答,讲完了。我马上宣布:散会。”

“散会后,大约是10日早上8点,我已下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说,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随后,我就带着警卫员开车到北京医院。我们从前门进,马上又从后门出来了,我要司机把车开到这里。”

华老用手画了一个半圆:“就是我现在住的这里,当时,先念同志住。”

“我推门进去,先念同志还没有休息。他很吃惊,刚散会怎么又赶过来了。我怕耽误时间,特别怕王洪文派人跟踪我,就对先念同志说,请告诉叶帅,‘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越快越好。不到5分钟我就离开了这里,又赶回北京医院。”

“几天后,先念同志告诉我,他已向叶帅转告了我的意见,但叶帅没有表态。我知道,叶帅一生谨慎,定要我当面和他讲。”

讲到这时,华老喝了一口水,停顿下来。我怕时间不够,略微回过神来,继续问:“华老,外面有传言说:抓‘四人帮’时,王洪文本人和张春桥的警卫进行了反抗,是否真实?”

华老一听,微微笑了起来,“瞎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们根本不懂我们的警卫制度。”

华老兴致很好,望着毛主席的像慢慢地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他不同于西方和非洲的什么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互不统属。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

说到这里,华老用手拍拍自己的右腰,“只有我的警卫可以带枪进入会场。”

华老转身对我说,“你看张春桥的警卫员还可反抗吗?他根本进不了会场,一到怀仁堂门口就交枪,哪有什么拔枪反抗,这是瞎编。王洪文一样,我和叶帅坐在那里,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老老实实地铐上手铐带走了。抓江青也一样,张耀祠同志带人到江青的住所,就叫江青的警卫员交枪,一个个都服从地交了枪。没有毛主席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粉碎‘四人帮’会有一些难度。”

听着华老的讲述,我心中暗暗敬佩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趁着华老兴致高我又问了一个问题:“华老,您前面讲为了粉碎‘四人帮’,你还联络了吴德同志,为什么呢?”


华老对我说:“这个你不知道呢。当时吴德不仅是政治局委员,也是北京市委书记,还是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毛主席生前有明确指示,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经过吴德。你想,没有他的支持行吗?至少不稳妥。”说到这里,华老把双手握成拳形,上下晃了晃,“只有这样,才能稳妥,局势才不会乱。”

华老继续说,“可联络上吴德同志不容易啊。我又不能打电话要他到我办公室来,这样会引起‘四人帮’的怀疑。好在有次碰头会研究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时,我主动提出,北京市的准备工作由我联系。这样,我就顺理成章地把吴德同志请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向他交了底,他表示支持我,我心里才踏实了。后来事实证明,北京市没有乱,北京军区也没有乱。”

谈兴浓、听兴高,不知不觉到了中午12点,三个问题谈了3个小时,我担心影响华老的午餐和午休,只得告辞,结束了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拜见和谈话。

后记

2008年8月20日,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华国锋同志逝世的消息。在随后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生平简历中,我看到了党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重要作用时有了新的提法。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这还原了华老一再强调的历史真实。我想,华老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

转载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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