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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的祸与福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10 :12:30  阅读( 13 )| 评论( 0 )

来源:旧报刊剪辑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过了由冷而热,由热而冷,再由冷而热的戏剧性变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夺取政权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企图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占对方的便宜,控制对方,遭到铁托的抵制。斯大林一怒之下,于1948年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需要斯大林的支持。而斯大林也曾怀疑毛泽东是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泽东为了让斯大林消除疑虑,便要格外表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才5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建交,而中国却没有积极回应。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开始解冻。


1954年秋,苏联又派员来华,向毛泽东说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建议中国也改善与南的关系。这样,中国对南斯拉夫才作出迟到的回应,1955年1月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伍修权为第一任大使。


伍修权出使期间,中南关系曾相当友好,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铁托还邀请伍修权到多瑙河畔打猎。伍修权对“南斯拉夫道路”进行了认真的调研,了解了党政分开、干部退休、工人自治等方面的情况,写成报告发回国内,受到国内的通报表扬。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南共不同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和苏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当时支持苏共。


1958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垄断和霸权。


伍修权得到《草案》后,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苏共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派代表出席南共七大,只派观察员旁听。南共七大开幕后,一些报告和发言谴责苏联干涉别国党内事务。苏联大使退出会场表示抗议,身为观察员的伍修权也随之退席。显然,这个举动是中央的安排。即使如此,南共七大闭幕后,伍修权还是被召回国。


中共中央领导人看了伍修权发回的《意见》,认为他同修正主义唱一个调子,要求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他只好违心地检讨,并离开大使岗位。两国关系随后降格到代办一级。当时,中国和苏联站在一边,展开了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


然而两年之后,中苏关系也恶化了。在同苏共的论战中,中共高举的仍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并且把南斯拉夫和苏联捆在一起批判。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中的第三篇,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步南斯拉夫后尘,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伍修权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代表中共出席东欧数国党代会,与苏共一方唇枪舌剑,直接交锋,也曾风光一时。然而“文革”当中,他同情南斯拉夫还是被当成“罪状”,连同其他问题,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护”了8年。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反苏比反美更优先,作为不结盟国家的南斯拉夫,已经属于毛泽东心目中的第三世界,中南关系逐渐回暖。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和铁托互访,修复了两党关系。


此时,伍修权在南斯拉夫成了备受欢迎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明了其中的原委:“文革”中,“把我怎样如实反映南斯拉夫的情况等问题都写成大字报上了街,公之于众了。听说南斯拉夫大使馆把这些材料都搜集了去。他们原来看到中国批判南共,总以为我这个大使没起好作用,回来汇报了不真实的情况,看了这些大字报,才知道了真相。他们说,原来伍修权大使还是如实反映了南斯拉夫的情况。所以我重新工作以后,几次去南斯拉夫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南斯拉夫有代表团来中国,也常来看望我,表示一番友好之情。1977年铁托访问我国,还送我一支猎枪,表明他一直记得曾同我一起打过猎的事。”


可谓因祸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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