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赵本山(转）

 

【编者按】争议大，既是赵本山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因为争议大，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也因为争议大，显得基础始终不稳。赵本山的争议根本上来自他的处境，即他所处转型中国的时代夹缝，通过赵本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产业往哪里走。 

 

 

 

文/顾骏　 

 

       如果说陈佩斯的小人物身上有着从生活逻辑上升到人文逻辑的转换，那么赵本山的小人物许多时候是一以贯之，把小人物永远演成小人物，并不违反生活逻辑，而这正是草根观众喜欢赵本山小品的原因之一。 

赵本山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现象，而且是一个复杂的现象综合体，但在本文中，赵本山现象将只作为文化现象来探讨。 

赵本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争议人物，尤其是在登上并“霸占”央视春节晚会那么多年中，始终是中国文化领域或更精确地说，中国文化产业领域中，引发关注度最高的事件性人物或人物性事件之一。说一句多余的话，即使某位明星一时半会的热度比赵本山高，但就广度、深度而言，都难望其项背。 

争议大，既是赵本山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因为争议大，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也因为争议大，显得基础始终不稳，“墙倒众人推”之时，不需要多大力气。 

赵本山的争议大，当然同他个人行事风格有关，但这不是本文关心的，我们只关心非个人因素：哪些因素放大了赵本山行事风格的社会争议？这些赵本山本人难以控制的因素才是透露转型期中国深层次机制的关键，也是通过赵本山看中国文化产业往哪里走的有意义的窗口。 

赵本山的争议根本上来自他的处境，即他所处转型中国的时代夹缝。



看与说：断裂的中国社会 
      2010年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旗下的一个分会，照例举办年度大型节目评选活动，照例当年央视春晚获评唯一“特等奖”，照例春晚导演在颁奖大会上作“具有指导意义的获奖感言”。有意思的是这一届春晚导演讲的不是春晚设计的心得，而是自己的困惑：收视率很好，社会反响不好，两者反差很大，其中有没有小报小刊的人为炒作，加上“新浪嫉妒搜狐”而故意拍砖的可能？ 

 

　　导演有困惑很正常，因为好多年来，春晚如同春晚上的赵本山，争议不断，有困惑的人不止这位导演。问题是文化工作者对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常常不是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不以为然，没有意识到春晚悖论其实只是社会分化的反应之一。所以，我在随后给各地电视台大型节目部的讲课中，特地由此切入，分析当下中国电视面临的“时代夹缝”。 

 

　　收视率和社会评价有差距，并不一定就说明其中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假的，不存在非此即彼，在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收视率和社会评价有差距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分层的，至少分作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被动地看电视的人员，另一部分是不大看电视，但看到一点，甚至不看也要说话的人员。前一部分是真正的底层民众，也是收视率的主要来源，但他们总体上非常被动，不但只看不说，而且坐等编导为他们安排可看的东西，他们所有主动权只体现在选择频道的遥控器上。后一部分则主要趴在网上，看电视的时间并不多，甚至根本不看电视。但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主流媒体上，有话语空间，所以说个没完。 

 

　　所谓“收视率和社会反响不一致”的情况，其实就是一个群体的收看率很高，而另外一个群体的评价很低，两者不但不矛盾，而且很容易理解。所以，既不能以社会评价低来说明收视情况不好，老百姓都反对；也不能因为收视情况好，就说这种社会评价是恶意的，是炒作的结果，这本来就是两码事，不应该扯到一块去。 

 

　　春晚是如此，赵本山岂不是同样如此？ 

 

　　在赵本山退出春晚之前，每年都成为压轴戏，全国无数观众守候在屏幕前，打着呵欠坚持着，只等赵本山演完了，立马“洗洗睡”了。同时无论春晚播出前还是播出后，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自媒体上都一片呼吁赵本山“让贤”的声音。电视观众喜欢赵本山和文化评论专家见不得赵本山，不正是央视春晚“收视率高，而社会评价低”的不同版本吗？ 

 

陈佩斯和赵本山：两种“俗”的PK 

 

　　赵本山受人欢迎是因为“俗”，赵本山不受人待见也是因为“俗”，这不是赵本山的错，而是两个群体本身的喜好不一样，同一个“俗”，让一方高兴，一方不高兴，赵本山没有能耐，同时讨好两边，所以就像央视春晚一样，在被热捧的同时遭遇狂贬。 

 

　　在这方面，另一位小品演员要比赵本山的能耐大，既能让草根喜欢，也能让专家说好，那就是先于赵本山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并以自己虽然未必自愿的退出，给赵本山提供了机会的陈佩斯和朱时茂。 

 

　　陈佩斯组合和赵本山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关注小人物，而不同点则在于陈佩斯饰演的小人物在卑微人生中有着人文闪光点，能让观众在同情之余，加深对人性的理解，实现自身境界的提升。比如《警察与小偷》中，小偷荒诞的角色错位，让他忘了自己的身份，抓了同伙，最后被一起逮捕时，还不相信自己是小偷，其中的起因是因为穿上了象征正道人物的警服和照顾盲人过马路时得到的信任、感激和尊重。小偷人性被唤醒不只是外部感召的结果，更是小偷内在良知的觉醒。对小人物如此“同情式理解和肯定”，不仅表现在小偷身上，还表现在陈佩斯塑造的诸多角色身上，《吃面条》里的农民工、《主角与配角》中的配角，等等，都让人对小人物产生超越简单同情的认可和认同。陈佩斯塑造的小人物让人联想到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创作，通过小人物看到人类世界的大格局，这是拿小人物作喜剧题材的立意所在，也是作品的品位所在。 

 

　　小人物必须“俗”，但剧作家对小人物的开掘不能“俗”，陈佩斯的小人物既“俗”在让草根观众看到自己，激起深刻共鸣，也让文艺评论家看到“俗”中仍有金子在，“两边讨好”不是因为媚俗，而在于“通俗”而至“雅”：没有“雅”，“俗”天天在那里，还有必要劳驾剧作家搬到舞台上来吗？ 

 

　　但显然，赵本山塑造小人物时走的不是这条路径。如果说陈佩斯的小人物身上有着从生活逻辑上升到人文逻辑的转换，那么赵本山的小人物许多时候是一以贯之，在生活逻辑上一条道走到黑。拿《不差钱》做例子，由赵本山自己饰演的主角，文化站长赵铁柱的爹，是一个典型的小人物，假公济私，为了让孙女走上星光大道，请吃喝，拉子虚乌有的血缘关系，尤其猥琐的是，惜钱如命还炫耀“不差钱”。同为小人物，却看不起小沈阳，从进餐馆时挑剔服装，到小沈阳一鸣惊人，还冷言冷语，在整个作品中，看不到他对其他小人物的同情、理解和宽容。给人的感觉这不只是一个小人物，干脆就是一个“小人”。直到最后，小沈阳和鸭蛋都被毕福剑代表的星光大道收入囊中，赵本山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句台词仍是“我姥爷也姓毕”，人物的境界始终停留在“拉关系”层次上，顽固地拒绝“人性升华”。一句话都不留给“高大上”，是赵本山不少作品的共同特点。 

 

　　生活告诉我们，到文化站长的爹这把年纪，还要突然实现人生升华，确实很难，所以，赵本山把小人物永远演成小人物，并不违反生活逻辑，相反，远比陈佩斯演的小偷轻易转变更贴近生活，而这正是草根观众喜欢赵本山小品的原因之一，因为赵本山始终没有忘记，作为观众的小人物可以迷醉一时，但视线一经离开剧情，马上又要面对生活中百般不如意，与其凭空拔高后，再让观众摔个嘴啃泥，不如让他们留在原地。所以，看完赵本山的小品，观众笑是笑了，但笑完之后，没有任何回味，因为本来笑的就是生活中同自己一样猥琐的小人物：每天照镜子时就能看到，何来惊心动魄？



       欢笑过后的草根观众没意见，文艺评论家却耐不住了，在具有“文以载道”悠久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夸张点说，文艺作品要是不能达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基本要求，那就迹近于犯罪。草根观众这些小人物，从来就被视为文艺家的教化乃至感化对象，从近似麻木的状态中，将他们拯救出来，是所有文艺作品的共同使命。所以，揭示小人物悲催生存中的人性闪光，能得到评论家的首肯，而听任小人物继续悲催生存，只能受到抨击。在这层意义上，赵本山不受人待见，不完全是赵本山的错，只是赵本山认同的文艺功能同评论家的认同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过，因为赵本山只管用舞台形式表达自己的文艺观，而舞台表演是一种“象”，“象”中之意可以见仁见智，要一语中的，还得靠操弄话语的评论家。在这一点上，赵本山从一开始就不占据主动，因为他无法表达自己作品的“深刻内涵”，而只能听任评论家“说三道西”。面对评论家，赵本山是真正的小人物，几乎束手就擒、无计可施。